十八个人的阅读 一个人的阅读史

     拿到《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这本书时，马悦然正好在旁边。这是他和夫人陈文芬的一个超短篇小说合集。他给我推荐其中一篇他本人很喜欢的《古文观止》：
  《宇宙通讯》五月十五日报道中国作家协会极乐天分会昨天开研讨会，讨论《古文观止》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地位。参加这场研讨会的一共有四百多位上古、中古和现代作家。一位自称为子厚先生的推荐韩愈作研讨会的主席。既然《古文观止》的内容百分之十出于韩愈之手，此议案用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在群众中逍遥的一只花蝴蝶哈哈大笑。我一边翻看，一边听他略带沙哑又还浑厚的声音说：“《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你应该自己去找，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牵着走。这不容易。但文学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我脑子里闪过他对李锐、曹乃谦的欣赏，他是在为他的文学发现之旅自豪吧？快速读到小说结尾：“研讨会散了之后，韩愈气昂昂地回家去作《祭花蝴蝶文》(未刊)”时，我笑了，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那您不觉得诺贝尔评委会做的就是和《古文观止》一样的事吗？”
  马悦然愣住了，“这不一样。”他十指相抵支在下颚，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后来他认真地回答：“我们只是评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诺奖得主不是文学世界冠军。瑞典学院不会劝任何人去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
  十月二十五号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马悦然夫妇到了上海中学，等待他们的是礼堂里一千多名学生。这有点让他们吃惊。因为他们想象中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几十百来人坐在一起，花几十分钟时间，共同读一读诗。和学生一起读诗这个念头，源于诺奖的一个传统。每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都会到一所叫林克比的学校去。那是位于斯德哥尔摩贫穷移民区的一所有年头的平民学校，那里的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地方，最多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可以听到93种不同的语言——瑞典保护移民和他们的母语。每年十月诺奖公布后，这所学校的老师会帮助孩子们找这名作家的生平资料，了解他的作品，然后用各人的母语写成一篇小传。然后，等十一日这一天他们会用不同的语言来念给这位来访的诺奖得主听。据说，这个场景让不止一个获奖者当场流下眼泪。
  那天在上海中学，朗诵会之前，陈文芬送给学生一个礼物——一枚印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头像的银元。陈文芬解释这个礼物的意义：这个银元价值150瑞典克朗，每个星期瑞典学院的十八个院士会开一次工作会，结束后得到一个银元作为报酬。她说，希望大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除了知道谁谁谁获了奖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了解，知道这后面的瑞典学院。这个学院是由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参照法兰西学院模式创立的，其主要职责为保持瑞典语言纯正。那时这位国王害怕革命(法国革命即将爆发)，他提醒大家注意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皇帝(乾隆)，他运用智慧、哲学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可以这样运行，而不是一定要通过革命。当时他重视文化的一个举措，就是设立了三大学院：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其中的瑞典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自1901年以来，受委托管理诺贝尔基金，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奖。
  陈文芬说：对于瑞典人民来说，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奖，最重要的是让世界知道，瑞典有一个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在马悦然夫妇的上海之行中，在所有公开演讲和私人会面中，这成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怕是受这话的触动，我再次翻阅马悦然那部投入感情最多的中文作品《另一种乡愁》，回顾他学中文的经历时，忽然意识到其中有一种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那就是——内在的平静。1946年马悦然读老子的《道德经》，1948年—1950年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在峨眉山报国寺住了一年，学会了至今还会说的四川话；之前，他的老师高本汉，曾于1910-1911年在山西等地做方言调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调查了33种主要是北方的方言，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整理了他的方言资料后，拟定了隋末唐初文人的“普通话”，所谓“汉语中古音”。回国后，以此为基础慢慢完成了他的四册研究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这两名师生在中国调研的时间，先后对应了中国两个改朝换代的时间段，而他们身上体现的，却是一个完全内在的、平静的学问秩序。莫非，这就是瑞典的平静？
  我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的中立立场和两百多年没有战争的历史。再以这样的眼光去看诺奖的百年史，发现它几乎就是一部十八个人平静的阅读史。十八个人安静的、面对内心又面向世界的阅读，就这样慢慢形成了一种影响世界的力量。
        我问马悦然，当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开始评选时，瑞典不过是一个工业很不发达的北方穷苦小国，而这个奖项的视野却一开始就是以“人类”和“进步”为坐标系，要评选出“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对这个小国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马悦然说：“当时瑞典学院大多数院士不愿意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他们认为瑞典作为一个欧洲偏僻又比较穷的小国没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可是1884到1912年期间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CarlDavid af Wirsén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也可以算是那时文学界的一个霸王。他成功说服了其他院士。当然，瑞典学院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对加强这个小国的自信起很重要的作用。”
        我冒出想对马悦然做一个“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访谈的念头，但随后很快回国又陷于颁奖前大量事务和学术活动中的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整地配合我了。于是，一些不完整的交谈、有限的了解，构成了这样一个杂感和记录混合的文本。
关于瑞典学院，关于瑞典的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陈文芬曾经查阅瑞文历史资料，写过两篇关于瑞典学院的文章。这里我且当个文抄公。
        她谈到了当时锐意革新且才华横溢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和他的母亲，“这一对才华洋溢的母子纵横十八世纪瑞典皇家学术历史，并且对后世起到深远的影响。”古斯塔夫三世想将瑞典发展为欧洲人文学术最傲人的国家。陈文芬谈到他设立的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三个学院的同与不同：其他两个学院的院士是退休制，瑞典学院院士是终身制；两个学院冠以“皇家”名称，瑞典学院建制则凌驾于皇家之上，略去皇家之名；院士席位有十八个名额，重要的诗人作家与戏剧家、学者同列院士，共同维护瑞典语与瑞典文学的纯净。
        这个超越于皇家之上的学院发展至今，有着独特经济来源：不冠以皇家之名，以显示它是完全独立的。要独立就要有良好的经济作为靠山。史家认为，国王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愿意瑞典学院将来向议会伸手拿钱。国王送给瑞典学院两大财库，一是把《邮局内政公报》赠给学院——这是西方最老至今仍在印行的报纸。1791年瑞典立法通过，凡政府通过的法案必得在该报刊登广告，否则法案无效，广告费用稍高，等于是一种文化专营权。近年因纸张昂贵，只印十二份供公立图书馆藏，订户得从网上阅览。学院经营此报岁收约有一千二百万克朗。二是北方一条大河Torne的马哈鱼很多，渔获利润很高，其专卖权属于学院。……几年前，瑞典政府眼红《邮局内政公报》的所有权，一度主张权利属于政府。瑞典学院立刻聘请最好的律师准备到欧盟打官司，要争个明白。讨论一年多以后，瑞典政府自知理亏再也不提此事了。
陈文芬说：(古斯塔夫三世)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是瑞典在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外，保有一种古典美好文化世界的终极理想。如果真有所谓的“瑞典模式”存在，应将他的功绩包括在内。
        让马悦然被我《古文观止》的玩笑冒犯，我有点歉然。但这个玩笑激励他仔细分辨出诺奖评选立足于阅读感受，而不是热衷于推荐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本人确实是一个好读者。六十多年来，他既读纸上的中国，从《道德经》、《左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西游记》、《聊斋志异》，直到沈从文、北岛、李锐、曹乃谦、莫言；也读现实中的中国，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变化，在中国有过学术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两任妻子都是中国人，还曾因岳父是“右派”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能入境。他的文字记忆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峨眉山留下过一个珍贵稀罕的形象：报国寺的小和尚们每天黄昏时分用清脆的童音、高高兴兴地唱起一部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他也看到了这些年峨眉山的变化，那时候，“山上有二百多座庙子，都是活的，有和尚、尼姑。现在，有很多香火，但没有和尚，有为旅游的人准备的索道。大变样了……”
        我问他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说：“自从1950年我把中国当我第二个祖国，六十年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还是没有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对我来说，中国是四川，是1940年代的峨眉山，是1950年代还保有美丽胡同的老北京，是我的中国亲戚们，朋友们，是我爱读的李锐和曹乃谦的小说里的主人公，是辛弃疾浩然之气的词……”
        陈文芬说，她私底下问过马悦然，莫言获奖他最高兴的是什么，马悦然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乡巴佬获奖了！”
        马悦然对“乡巴佬”有感情。这个词生活中的来源是四川的生活，文字上的来源是沈从文，马悦然在沈从文那里学到这个词，理解了这个词中的骄傲与沉痛，以致这个词成为他理解、接近中国文学的核心词。他说：“对我来说，像沈从文，曹乃谦和莫言那样的乡巴佬有别的作家不一定有的、一种我个人很欣赏的天真，一种纯洁……阿城能写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但莫言除了这个，还能回到小时候，回到纯洁童年。小莫言就像峨眉山的小和尚。”
        在这次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种“曹乃谦作品集”中，有一册是马悦然、陈文芬与曹乃谦讨论翻译及出版相关问题的书信集，《温家窑三地书》。马悦然信中一段话也许可为“乡巴佬”做注解，他说：“曹乃谦跟苏童之间的距离有一亿八十万里之遥。乃谦的小说，无论主人公多么贫穷，多么笨拙，他或者她还保存着一种中国农民固有的人道之根根。苏童的小说《米》是我所读的中文小说中最悲哀的一部著作。书中的人，男男女女，都坏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没路可走的深渊。”
“人道根根”，可以和“乡巴佬”互为参读理解吧！
        这个老外，多么深地眷恋着中国乡巴佬身上的“人道根根”！
        六十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多少变化，国际汉学界也变了——“越来越少的学者攻读上古和中古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搞的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等。”马悦然有些惆怅——但即将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奖颁奖礼似乎还没变，它仍然源于十八个人的阅读，仍然沿用的着226年来的规则和礼仪。
        “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原来想学院应该有二十个院士，等于法国学院的一半。因为他觉得‘tjugo’(二十)不好听，就把院士们的数目改成十八个(aderton)。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的责任当然很重，荣誉也算比较大。瑞典学院可以算是一个文学或者文化性质的俱乐部。除了夏天以外，院士们每一个星期四开几个小时的会，然后到学院自己的饭馆去吃晚饭。开会的仪式跟226年前完全一样的，唯一能用的称号是‘X先生’或者‘X女士’。院士们没有收入，因此他们保留原来的职业。每次开会每一个参加会的院士得一块银元。开完了会，院士们把那块银元换成150克朗，等于150块人民币。那150块克朗也得上税！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外，学院每年还颁发相当多的奖与奖学金。开会讨论重要问题时，院士们的意见当然不会是一致的。有时比较平静的讨论会变成热烈的争论。可是开会后，吃完饭的时候，气氛肯定是和睦的。”马悦然说。
        在长夜漫漫、日照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的寒冷北欧，人们即将迎来十二月份整个北欧最重要的节日。有音乐会，演讲，宴会，好吃的和好玩的，有隆重的宫廷仪式。“这些仪式两百多年没有变……讲究的服装、明亮的灯光、好听的音乐，诺奖对瑞典人来说，是一个大PARTY。”陈文芬说：“十点才天亮，下午两点就日落了。大家必须做点事情，来熬过长冬，也许这就正是阅读的时机。”